一
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１９２９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二
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３个营９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１０００多人，９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３００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１００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１００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２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１０００多人扩大到２０００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３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９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３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３００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３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３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２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１００人左右。
三
第２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１９２９年６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
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２０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１０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１０００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７００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
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４０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１２月１１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１９３０年２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３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３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１９３１年１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２０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５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５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７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注释：
（１）本文成文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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