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红”，是国民党反动军阀悬赏引诱贪图钱财的地方豪绅、走狗和革命队伍中的变节分子抓捕右江根据地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挥员的赏金。为了增加＊＊力，反动军阀把这种赏金称为“花红”。
　　1930年3月，刚经过隆安战斗的红七军主力，转移到黔桂边区打游击去了，只有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部分人马留守根据地北部山区。敌人趁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四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挥员。根据地的斗争十分艰苦，军饷更是严重不足，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有一名红军指挥员，叫韦光华，是一位胆大心细，足计多谋，浑身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多次端掉过敌人的据点，多次惩罚过叛徒，敌人对他又恨又怕，到处悬赏捉拿他。
　　一天，韦光华带领韦生等几名红军战士化装成赶圩的群众，来到一个敌人占领的圩镇侦察敌情。在圩场的一堵土墙旁边，赶圩的群众围着一张布告，议论纷纷。韦光华压纸竹笠，挤进人丛看，竟是捉拿他的布告，白纸黑字，赏银高达五千大洋。
　　返回营地的途中，韦光华边走边想，默默不语。走到半路，他突然一拍大腿，兴奋地说：“有了!军饷有了!”韦生等战士疑惑不解，问他军饷在哪里。韦光华招手让他们过去，压低声音说：“就是敌人悬赏抓我那五千‘花红’，咱们想办法把它‘领’过来。”接着，他出一条计策。战士们听了，都说太危险了。韦光华说：“怕危险，同志们就在山上挨饿。大胆有马骑，照我说的做。”
　　第二天，战士韦生独自一人又来到敌人占领的圩镇，找到叛变革命后当上民团小队长的陈运生。韦生的突然出现，让陈运生十分惶恐，以为是惩罚他来了。不料韦生向他拱了拱手，告诉他，他们几个人不愿再跟共产党干了，合伙把韦光华捆了，想去领“花红”，请他也做一份。
　　那时候在右江根据地，贪图钱财的地主豪绅、地方民团和叛徒合伙抓捕共产党干部和红军指挥员，领取反动军阀的赏银，得逞之后共同分赃，被他们称为“凑份数”。
　　听韦生这么说，陈运生狐疑地盯着他。韦生看出他的疑虑，故意转身就走，说：“你不信算了，我找别人去。五千大洋哪!不信谁还怕钱咬手。”
　　陈运生连忙地把他拉住：“老同，何必这样?咱们有福共享，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说吧，这事怎么做?”
　　韦生见他上钩，又故意把他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悄声说：“我们是因为自己当过红军，怕到了城里当官的翻脸变卦，不光不给钱，还把我们扣住，这才找到你。这样吧，你要是愿意做份，咱们就三七分，我们拿七，你拿三。你给我们三千五百大洋，我们把人交给你，你自己领赏，赏银统统归你。”
　　陈运生掐指一算，这么做，自己不光自得一千五百大洋，说不定还能升官。他心里乐开了，可又说三千五百大洋自己一下子拿不出。韦生摸估他确实也没有这么多钱，就叫他再去找一个有钱的人来凑份。
　　陈运生去了一会儿，领来一个肥头大耳的人，韦生一见这个人就认出了，他是地主梁拔祥。陈运生和梁拔祥提出要先见人才给钱，韦生说：“好，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这就带你们去看。”
　　韦生把陈运生和梁拔祥带到一个秘密的山洞。进得洞去，只见韦光华全身被五花大绑，放倒在地上，嘴角塞着一团破棉布，旁边有几个持枪的人把他看住。韦生拔出韦光华嘴里的布团，韦光华就破口大骂他跟陈运生一样是个叛徒，还说：“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惩罚你们的!”
　　见到韦光华这个样子，陈运生和梁拔祥彻底上钩了。当着韦光华的面，他们又跟韦生“讨价还价”，要五五分成。韦光华偷空向韦生使了个眼色，韦生作了一些让步，最后双方商定，四六分成，由陈运生和梁拔祥给韦生等红军战士三千洋，让他们把韦光华带走。双方定好成交时间、地点，约好不许多带人，不许携带武器，陈运生和梁拔祥才喜滋滋地离开山洞，走下山去。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在圩镇郊外的一座石桥上，地主梁拔祥倾囊而出，数够三千大洋，由两名团丁挑着，还弄来一副二十多斤重的脚镣，一行人由陈运生领头，大摇大摆地来了。
　　这时，山上的红军战士也弄一副担架把韦光华抬下了山。来到桥头，韦生故意掀开蒙在担架上的被单，让敌人看到韦光华的头部。
　　“交易”双方上了桥，越走越近，最后在桥上汇拢了。挑着光洋的团丁把沉甸甸的担子放在桥上，抬着担架的红军也把韦光华放在了桥上。就在这时，韦光华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担架跳了起来。敌人还来不及反应，他的枪口就抵住了陈运生的胸膛。
　　“叛徒，你的末日到了!"
　　一声枪响，陈运生的狗命被送上了西天。
　　地主梁拔祥吓得浑身发抖，挑担的团丁更是吓得屁滚尿流。
　　韦光华这次略施小计，不但解决了军饷，还处决了叛徒，根据地的群众人人拍手称快。
　　1930年5月，邓小平从上海汇报工作回到右江根据地，听到这个故事，十分高兴，连声夸奖韦光华是红七军的英雄。
　　“了不得!了不得!”邓政委翘起大拇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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