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统治者眼中，三月三歌圩因“合会男女”被视为“唱风流歌”、“伤风败俗”而受到的禁止。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三月三歌节兴盛了一段时间，但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又遭到禁止。“文化大革命”期间，歌圩活动销声匿迹。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由于国家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视，歌节活动又得了到恢复和发展，但其数量已经大为减少。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歌圩活动有加速衰落的趋势，面临消失的危险。进入２１世纪，歌圩成为国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从政府层面上得到一定重视。各地文化部门在歌圩日组织“山歌比赛”等活动，持续举行十年并发展成为广西文化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壮族歌圩文化的现代性延伸。现代壮族年轻人也加入歌圩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他们通过网络发起“现代歌圩”运动，其中由“壮族在线网站”于２００５年发起的“贝侬歌会”活动，经过几年发展，使乡野歌圩飘起壮语流行旋律。歌圩逐渐从单纯的民间行为变成“官、商、民、学、媒”共谋的文化形态。
　　“歌圩”，是壮族民众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周期性、集体性、传统性的聚会对歌活动形式。它在壮族中各地有不同的称谓，南部壮族地区的崇左、宁明一带称为“窝坡”，意即“出到坡地上去相会”，或“歌坡”，意即“坡场上会歌”；大新、龙州、云南文山一带称为“陇峒”、“侬峒”或“陇端”，意为“下到田峒对歌”；德靖土语区一带叫“航端”，意即“峒场圩市”；右江地区壮族称为“窝敢”，意即“出岩洞相会”。桂中来宾、横县一带叫“圩逢”，意为“欢乐的圩日”；邕宁一带叫“还球”，则是对歌赛歌活动的一种形式。在历代汉文古籍中，这一歌会习俗称谓还包括有：“浪花歌”（明代邝露《赤雅》）、“跳月圩”（清代赵翼《镇安风土诗》）、“赶季”（民国《河池县志》）、“放浪”（民国《桂平县志》）、“唱欢”（民国《柳城县志》）、“墟会”或“风流墟”（民国刘锡藩《岭表纪蛮》）等。其中历代文人笔记、方志中，关于“歌圩”说法是相对较多的。从时间上看，壮族各地的歌节一般都有固定的节期。主要是农历春秋季的正月、三月、四月、中秋节等。但歌节具体定在哪一天，各地则有所不同。比如龙州金龙的布岱人，正月间的“侬峒”以峒（含几个自然屯）为单位，各峒从初八到十五轮流举行。多数壮族地区在农历三月初，春耕农忙开始之前会有大规模歌圩活动，故有“三月三歌节”之泛称。从空间上看，歌节主要在峒场间、宽坡上举行，“每场聚集人众不下千人”，“唱和竟日”，大的歌圩，如田阳敢壮山“窝岩”、云南广南“三月三花街”、东兰巴英“蚂拐歌会”、德保的那甲“五四航端”、柳城的东泉“圩蓬”等，常有上万人参加。这些活动以相互酬唱为主体，伴随着祭祀、商贸等活动，犹如唱歌的集市，因此历代文人视野中多有“歌圩”之称。
　　“三月三歌节”原是一种“春秋场歌”，与壮族地区的生产周期和生活节奏有密切的关系，并与许多节日活动结合起来，成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歌唱聚会。但随着其从“春祈秋报”向“歌唱为乐”　的形式发展，以及壮族社会生活的“歌化”，往往在人们聚会的各种场合中，都经常出现群歌对唱的情景，成为临时性的歌圩形式。“三月三歌节”其内容和形式包括：
　　１、祭祀仪式歌会。传统的大型歌节举行之前先行祭拜仪式，有祭拜生育神（乜帝甲、乜洛甲、娅娃）、蚂拐（青蛙）、刘三姐（刘三妹）、布洛陀、囊亥（月娘）等等。祭台一般设在岩洞中和田峒上。规模较大的歌圩一般在有岩洞的地方举行，如广西田阳县敢壮山歌圩、田东县仰岩歌圩、来宾市麒麟山歌圩等等。
　　２、歌场交情，即倚歌择配。一般经过下列对唱阶段：（１）游歌（沿路歌）。为引起对方注意而即兴唱的一些与赶歌圩有关的山歌；（２）见面歌（初会歌）。一般是相互问候，互通姓名、住地，并相互谦恭赞许；（３）求歌。即请求与对方正式对歌；（４）和歌（接歌）。被邀请的一方，对唱“求歌”者开始唱答；（５）盘歌。即一般的对歌，双方相互盘问唱答，考察对方的聪明才智，以增进相互了解和初结情谊；（６）相交歌（甜歌）。这是男女之间彼此倾心、相互爱慕，为抒发情怀、披露心声而唱的“甜蜜之歌”，是双方交结情谊的一种标志，有初交歌、深交歌之分；（７）信歌（定情歌、赠物歌）。是男女互赠信物，以表示确定关系、结缔姻缘所唱的歌；（８）思歌（念情歌、相思歌）。恋人在“定情”之后或“会情”之时，常以各种“思歌”抒发思恋的情怀，诉说相思的衷肠；（９）离别歌（别歌、相送歌）。对歌将结束时，男女双方难分难舍而对唱的山歌；（１０）约歌（约定歌、约会歌）。约定下次歌圩再见面的歌。
　　３、赛歌赏歌。有盘歌，即出题盘问唱答；猜歌，即谜语猜测对唱；对子歌，按楹联格式，出上联对下联；连故事歌，双方把一个历史传说或故事，按情节连接唱述。还有别具特色的抢歌、斗歌，即发歌把正在酬唱中的一方“抢”过来和自己对唱，并与之斗智、斗艺的唱答。
　　４、歌节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在歌节期间，伴有抛绣球、抢花炮、斗蛋、斗鸡、斗鸟、斗狗、登台阁、舞干各、耍壮拳、博扇（古俗）活动，还有土剧、师公戏、采茶等文艺演出。
　　由壮族历史积淀而成的“三月三歌圩”这个文化母体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子，是多种多样文化成分的集中表现，是壮族文化的集大成；或者说，壮族文化集中融合、凝聚于“歌圩”这个特定的文化形态上，与整个壮族的生活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不可分割。三月三歌圩活动以青年人为主体，又以唱歌为中心，并藉以开展社交，但同时还进行抛绣球、抢花炮、舞狮子、演戏等文化娱乐活动，它是一种综合性多职能的民族文化传统事象。就其中的歌唱而言，它不仅是男女青年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广大民众满足他们求知、教育、审美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的传统节庆活动。歌圩首先是是壮族民歌的自然载体，为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提供了学习山歌和展示歌才的场所，满足了他们崇尚山歌、诗性思维的心理需求，对于壮族各类传统民歌的产生、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壮族民间文学的宝库，对了解和研究壮族古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壮族三月三歌节文化是壮族文化（包括物质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的载体。
　　歌圩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发展阶段，其性质、内容、形式、规模及功能都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壮族的传统文化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浓厚的原始意识色彩及群体性的活动方式，深刻地反映着其社会发展的复杂过程的鲜明特征。歌圩即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及文化背景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壮族歌圩脱胎于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的群体性实践活动，这些祭祀活动为“合会男女”“倚歌择配”提供赖于依存的空间。歌圩经历了“娱神”到“娱人”的演变，是乐神活动的必然演化。在战国至秦汉，壮族的祖先古越人即盛行“尚越声”，其以歌代言的风习及“歌圩”活动形式，是古越人“尚越声”、“作越歌”文化特征的延续和演化。“歌圩”和汉代的“溱洧之风”有着相似性。逮至唐代，歌仙刘三姐的产生，成为壮族三月三歌圩形成的标志。
　　在一定程度对已经形成活动定制的早期‘歌圩“的情形，从唐宋开始即在汉文历代诗文史籍就有过不少切实的描述。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支诺皋》上篇里关于《叶限》的故事即有”赶洞节“，即”陇峒节“的记载。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里有”交趾俗，上巳日，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绣球）。男女目成，则女受驰而男婚已定“。明代邝露的《赤雅》中关于”浪花歌“的描述亦常常为后人引用：”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竟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三月之歌曰浪花歌。“浪花歌，即是壮族青年男女春秋佳节聚会唱歌和进行活动的一种形式。继明代以后，清代又成为壮族民歌繁盛的时期，有关”壮族三月三歌节“的描述就更生动更具体了，清代诗人赵翼在对德保歌圩描写中即有：”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长裙阔袖结束新，不睹弓鞋三寸脚。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而清代龙州壮族文人黄敬椿的诗也有云：”木棉飞絮是圩期，柳暗花明任所之；男女行歌同入市，听谁慧舌制新诗。“
　　壮族三月三歌圩自形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虽历尽沧桑，多次被禁，却屡禁不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壮族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的代表形式，造就了特色鲜明，具有独特文化个性的”歌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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